?來源：環球時報/張家棟

近幾年來中美關系顯著變化，雙方都有人認為中美矛盾是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美國一些人說，中國在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上與美國差異顯著，在國力相近的情況下一定會挑戰美國地位，是美國的天然戰略競爭對手。中國也有人認為，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崛起，不愿看到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無論中國怎么做，美國都會打壓中國。因此中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發生大規模熱戰或冷戰，也會是某種“新冷戰”。

從歷史角度看，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過去500年，霸權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有3/4概率是以戰爭方式解決的。但時代畢竟在變化，二戰后國際社會在國際制度建設方面的不懈努力，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化，各國間相互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國際關系行為主體的多元化，都在深刻改變著這個世界。我們不能說已建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也不能自然地得出人類社會已走出大國間戰爭這個結論，但上述變化一定會對大國間互動方式和模式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今日之“結構”非彼日之“結構”。

學界和輿論界經常強調，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既然是結構性的，就不是利益交換和妥協所能解決的，一定需要結構變化或調整才能解決。這意味著，中美之間是非斗不可、不可調和，直到兩國之間的結構關系發生足夠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今日之國際“結構”已經非彼“結構”。

21世紀的國際政治結構，與一戰前和二戰前的、包括冷戰時期的世界結構既有相似性，也有本質區別。當時，世界經濟體系是相互分割的。殖民主義時期，世界貿易主要體現為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內部貿易。這種情況下，國際政治收益可以帶來更多的殖民地，而更多殖民地又能帶來更多經濟和貿易利益，經濟和貿易利益又反過來可以促進國家獲得、鞏固殖民地的軍事能力。因此，經濟擴張和軍事擴張，往往是當時大國對外政策的一體兩面。對外戰爭所能獲得的國內政治和經濟支持，也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在當時的殖民地宗主國，很多中下層人士都把到海外參戰或到殖民地工作，作為提高自己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捷徑。那個時候，戰爭和沖突，往往都是清晰的經濟利益目標。

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的經濟、教育、科技和意識形態都是相互分離的，兩國從事冷戰的成本也相對較低。蘇美之間的貿易額占兩國對外貿易總量的比例，除了二戰時期短暫同盟時期以外，很少有超過2%的時候。兩國之間在人文領域的聯系也微不足道。那種情況下，兩國出于對前景的最壞想象而采取冷戰戰略，決策難度并不高。

但現在，國際環境和中美關系的狀態，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二戰前的英德關系和美日關系以及一戰前的英德關系，都大為不同。與當年英德關系相比，當前中美競爭雖是客觀的、真實的，但中美軍事沖突與經濟利益目標之間的一致性并不存在。反之，對中美軍事沖突的任何想象，都會損害中美兩國的經濟利益。

當今世界并不是一個經濟分塊或分片的世界，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各國謀取最大利益的動機雖然如前，但方式已不再是殖民地時期的跑馬圈地，不再是那時的排他性競爭;而是在生產鏈中力爭上游，是參與式競爭或包容性競爭了。沒有對方，自己的經濟利益目標也無法實現。在中美經濟深度融合的情況下，排斥對方的效果與被對方排斥的效果，結果是類似的，成本都非常高。經濟切割與戰爭一樣，基本上是最后的手段了。而大國間戰爭、尤其是核大國間戰爭，在冷戰時期已被多次論證過，并早就在政策層面被事實上放棄了。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美國還是中國，無論我們如何定義來自對方的威脅和挑戰，兩國的政策選擇空間其實都不太大。另外，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是最成功的新興國家，兩國都是現行體系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兩國人民的日子都還不錯，都沒有顛覆現行秩序的政策必要性及民意基礎。這與走向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候的國家狀況與輿論狀態，是有本質區別的。

其次，今日之“博弈”也非彼日之“博弈”。

中美戰略博弈雖然在規模上與當年美蘇、英德相似，但博弈的方式和內容都有很大差異。歷史上，大國間博弈，爭的是地位，求的是利益。無論政治、經濟、人文還是其他領域，都是為了最終增強國家的戰爭實力。那種情況下，國家為了贏得熱戰或冷戰，需要動員全國的力量;制定一個統一的國家大戰略，并以此為中心組織各個細化政策或戰略，以贏得最高層面的國家大博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在戰爭、尤其是大國間戰爭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出大國戰略競爭可選途徑的情況下，這一思路就必須發生變化。蘇聯解體、突然從大國戰略競爭中自動出局，表明那種權力大博弈思路，已經不再適用于“非戰”背景下的新博弈形態。在非戰背景下，國家間進行的是一種權力“小博弈”。這是一種復雜互動的博弈，在諸多領域和部門同時存在，并且表現出不同形態。權力“小博弈”不追求一次性壓倒對方，也不追求與對方切割，而是追求在每個具體領域不斷擴大自己的戰略優勢，以集小勝為大勝，并轉換相對于對方的國際政治權力。

在這種思路下，中美競爭是必然的，但發生熱戰和冷戰，不管是新型的還是傳統的，都不是必然的。中美之間競爭加合作、沖突加協調、脫鉤加掛鉤的復雜局面，仍會繼續下去。兩國競爭的對象，既不是簡單的“一帶一路”對“印太戰略”，也不是南海主權維護對美國同盟體系，而是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社會治理、經濟發展和科研創新等各方面、各領域的效率與能力的競爭。兩國競爭的最終結果也不單單是壓倒或戰勝對方，而是國際體系中影響力和塑造力的得失與進退。這種情況下，中美兩國事實上的確正在新的國際結構之下，建構著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